在美国《时尚》(Vogue)杂志1969年的圣诞专刊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提供了以下教学建议:“那些宏大、花哨、未经思考的章节标题完全就是些自命不凡的废话,老师们不应该进行无休止地重复,而应准备都柏林的地图,上面清楚标记了布鲁姆和史蒂芬(两人均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交织缠绕的旅行路线”。纳博科夫自己画了一幅非常棒的地图(http://www.theparisreview.org/blog/2013/08/23/nabokov-on-joyce/)。几十年后,美国波士顿学院的英语教授约瑟夫?纽金特(Joseph Nugent)和他的同事合成了一幅带注释的谷歌地图,地图上面清楚地标记了史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和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所有行程。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协会(the Virginia Woolf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以及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学生都重构了《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中伦敦漫游者的行走路线。
至少是从逍遥派的希腊哲学家开始,其他许多作家在行走、思考和写作之间发现了一种深层的、凭直觉就能感受到的联系(实际上,亚当·高普妮克(Adam Gopnik)仅在两周前就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行走的文章)。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他的日志中写道,“在你没有站起来生活时,坐下来写作是一件十分徒劳无益的事!”而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说:“我认为只有在我双腿开始移动时,我的思想才会开始流动”。他估计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他的诗充满了攀爬的高山、穿越的森林和走过的公路——一生行走的路程长达18万英里,平均下来,威廉从五岁起就要每天行走6.5英里。
行走地点也同样重要。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马克·伯尔曼(Marc Berman)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一项记忆力测试中,(相对于坐着的学生)漫步植物园的学生成绩比沿着城市街道行走的学生提高得多。有研究表明置身绿色空间——花园、公园、森林——可以恢复人们在人造环境中耗尽的大脑资源,虽然这类研究数量颇少,但还在不断增长。心理学家了解到注意力是一种整天都在不断消耗的有限资源。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充斥着行人、车辆、广告牌——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四处分散。相比之下,围绕公园的人工池塘行走可以让我们的大脑随意地从一个感官体验转移到另一个感官体验上,(比如)从泛起波纹的睡眠到窸窣作响的芦苇。